阳光财险年底被开113万元罚单

{4}孙兵：《汉语行政法语词的由来及其语义之演变》，《现代法学》2010年第1期。

2000年12月28日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6条第2款规定：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诽谤他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主体要件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因此言论自由的限度也可以说成是法律之施加于言论之上的若干限制，尤其当言论自由与其他权利或者利益相冲突的时候。[22]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7页。一方面，该解释的出台可以促使网民在发布消息之前更加深思熟虑，主动的不再发表一些可能存在风险的言论，但是另一方面，出于对成本（遭到事后追惩的可能性）与收益（自由地发表言论）的权衡，可能会使一些有益的言论被扼杀在摇篮中，这显然与言论自由的应有之意背道而驰。至此可以看出，仅通过法律解释是无法推出转发达到500次即可视为情节严重这个结论的。同样，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定追诉期限是二年，那么《若干解释》在这里将二年内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解释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依照体系解释的方法是可以自洽的。

因此，在存在通过规定后果、时间要素以及兜底条款这些不至于侵害到公民言论自由权的行使的更加温和的手段的前提下，限制转发、浏览次数的手段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20] 《宪法》第67条第3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后者制定的法律作部分补充和修改。也就是说，制宪权到底是完全消失变成权威还是一直徘徊？他认为，制宪权的问题只有在施密特般的否定规范性政治理论中才会存在，而在规范性理论中则不会发生。

[7]182-183由此，阿伦特区分了法律的来源和政治权力的来源。这种奇谈怪论不值一答。即使一部来源不正当的宪法，也可以通过后期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宪法革新（constitutional reform）机制被正当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民被转化成了施密特所说的默认。

[34]164它就像潜伏在现代宪法学理论之下的一座火山，时刻都有爆发的可能。[7]152同时，阿伦特理论的核心就是区分权力和法律的来源，她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法律的来源在于权威而非权力，因为只有权威才能赋予持久性的正当，同时也只有权威才能驯化权力的绝对性和恣意性。

[23]158这一点被哈特称为独立于内容的理由。决断   正如Christopher F.Zurn所说，现代宪法的正当性面临两个悖论：一个是概念上的，即一个正当的宪法只能通过民主的认可被接受，然而，民主的认可需要用先于宪法的程序来形成，而这些先于宪法的程序本身也需要民主的认可，如此将陷入一个无限后退。如果他们对美国革命和联邦宪法的态度完全可以称作是宗教式的，那么，宗教一词必须根据它本来的罗马意义来理解，他们的虔敬就在于约定返回开端中去。[7]75-76由此就解释了施密特为什么将政治决断定义为分清敌友。

因此，即使是所有现存的人民集合在一起也不等于国民，也不是国家的主权者，更不用说是所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选民，他们只是人民的一部分，他们通过选举所表达的意志，并不等于国民的意志。[1]现代宪法学因应这两个悖论的武器就是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既然这个事件从未发生，那么关注点就不得不被其他的东西所代替，要么是宪法的内容——要求一个人用外在的政治道德标准来评价宪法，要么是法律秩序产生效力的机制——被一些重要的团体所承认，无论是法律官员还是公众。[6]98也就是说，施密特以一种近乎于它存在=它正当的语气宣告了制宪权正当性问题的死亡。

[7]163她认为，这种意志论的源头在卢梭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然而，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最显著也最具决定性的区别在于，美国革命是有限君主制的历史遗产，法国大革命则是绝对主义的遗产。

她说，法律的来源在于权威而非政治权力，因为只有权威才能赋予持久性的正当统治。因此，阿伦特认为，决断论过分强调政治秩序创建活动所蕴含的不连续性。

拉兹的法律权威理论首先区分了权力和权威，他说，虽然权威的运用经常表现为强力的运用，但是权威者还需要强力之外的其他要素来保障权威的正当性。  四、制宪权与主权 如果说人民享有权力、制宪者享有权威，那么，人民享有的到底是何种权力？这就涉及到制宪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国民主权论认为，所有现存的个人，无论是君主还是选民或议会，都不是主权者，只有抽象的、不可分的国民才是主权者。[3]63政治秩序之内的个别组成要素如果有权对宪政体制作决断，则无异于部分可以决定整体、被制定的权力成为创造政治秩序的权能、被造物成为创造者。对敌人的设想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为什么经历了如此高度的暴力和恐怖。[6]105由此出发，施密特区分了制宪权和修宪权，前者为产生宪法的权力，后者为根据宪法产生的权力。

[3]61既然一个人民众多的国家不可能每当非常情况要求举行集会时便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个人亲自参加会议，因此必须把处理这类事件的必要权力委托给特别代表。[7]203因此，与罗马凭借虔敬的追忆和保存而与祖先的开端保持联系相对应，使美国人民遵守其宪法的力量，既不是基督教对一位启示上帝的信仰，也不是希伯来对创世者，即宇宙立法者的遵从。

[7]183美国革命的有限政府精神使得在殖民地所摆脱的国王和议院的政府中，不存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因为施密特也认为，人民直接作出政治决断的进一步实施和表达需要一个组织、一套程序。

同时，日后的宪法革新也不可能完全祛除过去宪法的内容，否则又等于混淆了宪法修改与宪法制定。（一）概念辨析 制宪权与主权到底是同一还是不同的概念？西耶斯对主权一词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并曾经指出，主权，即使是人民主权，仍为王政和君主制度残留的观念，它是一个摧毁自由的观念。

[29]3-4法虽然是由人所制定，但人在制定法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纳入法的束缚之下。法官的权威仅仅在于他的公正，并且这种权威可以抵消，甚至能毁坏主人、领袖或父亲的权威。他说，任何宪法的效力取决于它被生活于其下的真实的民众所承认。[7]182-183但是，阿伦特并没有直接讨论制宪权问题，她对制宪权问题的思考主要是通过批判施密特的理论而展开的。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一）谁是制宪者？ 认为人民是制宪者，这仅仅是在应然层面。[16]94-95但是，如果承认制宪机关制定了宪法，那么就等于承认了实际的制宪者不是人民。

对西耶斯来说，还有什么比将民族置于法律之上来得更自然的呢？既然国王这个法人不仅仅是一切世俗权力的源泉，而且是一切世俗法律的根源，那么显而易见，民族意志从现在起就不得不作为法律本身了。因为奴隶不能克服他的恐惧（对死亡的动物性恐惧），所以他退缩了，承认自己已经被打败，承认胜者的优势，屈服于胜者。

而这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即人民的代表如何产生？人民的代表如果是按照某种法定程序产生，那么就无异于宪法创制的权力最终创制了宪法。（二）制宪者的权威 如果人民不是制宪者，那么制宪者的权威何在？下面，笔者借用法律实证主义者拉兹、哈特的法律权威理论来进行说明。

第二，制宪议会（constituent assembly），比如1776年宾夕法尼亚宪法、1918年魏玛宪法、1945年法国第四共和宪法、1990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宪法。所以，在文章最后，他不得不发出如此的哀叹：把人民的制宪权威视为一种想象的能力更合理。也许正如Antonio Negri所说，从来没有哪个法律理论像制宪权一样，陷入肯定与否定、绝对与有限并存的逻辑游戏中。它不得不将信仰上的完全一致作为成功的必要条件。

其二，主人对奴隶的权威。这一点就连首次提出制宪权概念的西耶斯也承认，实际的制宪者是人民委托的特别代表。

[24]亦即，所谓独立于内容的理由是指行为人之所以按照权威的指令行事，是因为行为人认识到权威者的意图，并且将该意图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1、对决断论的批判 对于施密特的决断论，阿伦特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

科耶夫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阿伦特权威理论中的一个难点，即她认为，在美国，权威的真正之位在最高法院。他说，将宪法的制定者描述为制宪权力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那些投入制宪活动并且具备明确宪法内容以及使它长存的能力的人们身上的特性，即他们是否具备制宪的权威。